提及王安石，人们对他的评价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但无可否认的是，他在北宋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极为醒目的印记，为这段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无论对王安石持喜爱态度，还是心怀厌恶之情的人，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在文学方面的造诣极高，其斐然文采在世间极为罕见。
可就是这样一位极具才华之人，在科举的关键时刻，却因区区四个字触怒了宋仁宗，从而与状元的宝座失之交臂。这其中究竟有着怎样的曲折故事呢？
因四字之误，错失状元之位
王安石出生于一个充满书香氛围的家庭，他的父亲王益在当时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王安石自幼所接受的才学教育，均来自于父亲王益的亲自教导。
令王益深感惊喜的是，儿子王安石在读书方面极具天赋。王安石对诗书有着浓厚的热爱，并且拥有能够下笔成章以及过目不忘的非凡能力。很快，王安石便在当地声名远扬，成为了众人皆知的“神童”。
王益虽然自身才华出众，然而其仕途之路却颇为坎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始终在主簿、判官、知县等一些官职较低的岗位上徘徊，难以获得进一步晋升的机会。
年幼的王安石不得不跟随父亲在各地不断辗转。由于父亲工作的缘故，王安石得以接触到诸多民间的困苦状况。他亲眼目睹了那些贪官污吏以及士绅豪强是如何肆意欺压普通百姓的。
正因如此，王安石自幼便在心中坚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改变这个世界，努力开创出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而这，也在不知不觉中为他日后推行激进的变法行动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王安石深知，若想要真正改变这个世界，就必须进入朝廷的核心权力层，成为宰辅之臣，唯有如此，才能够实现自己心中远大的抱负。
于是，他更加勤奋刻苦地学习，一心想要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毕竟，在以往的科举历史中，那些排名靠后的考生，根本没有成为宰辅之臣的先例。
从这一点也能够充分看出王安石内心的自信，他完全不担忧自己无法考中进士，唯一所顾虑的是能否在众多考生中名列前茅。
此外，王安石明白即使自身才华出众，也需要适当的宣传与推广，正所谓“酒香也怕巷子深”。因此，他常常积极参加各类文人聚会，想尽办法去结识来自各地的才子以及有名望的士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安石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到了后来，他更是有幸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欧阳修不仅是当时文学界的领袖人物，同时也是朝廷中的重要大臣。有了欧阳修对王安石的认可与支持，王安石在仕途发展方面又增添了一份有力的助力。
公元1042年，满怀信心的王安石参加了这一年举行的科举考试。一切进展都如同他事先所预料的那样，对于别人而言犹如猛虎般可怕的科举考试，在他面前却显得如同儿戏一般轻松简单。
王安石在科举考试中一路顺利过关，轻而易举地便进入到了殿试阶段。王安石深信，凭借自己的才能，高中状元并非难事。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竟然出现了意外情况。
能够参加殿试的考生，实际上已经基本确定能够获得进士的身份了。殿试主要有两个作用，其一便是为这些即将成为进士的考生进行排名，其二则是让皇帝对这些未来的朝廷栋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考生们的答卷首先会由考官进行审核，拟定出初步的名次，之后再呈交给皇帝进行最终的裁决。
在考官审核这一环节，王安石并未遇到任何阻碍。毕竟以他当时的名气和才华，这第一名的位置似乎非他莫属。
于是，考官们很快便拟定好了进士的排名，而状元的位置也正是王安石。
然而，当宋仁宗拿到王安石的答卷之后，却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
要知道，宋仁宗可是以脾气好而闻名于世。据说曾经有大臣在朝堂上当面与他激烈争论，甚至唾沫星子都溅到了他的脸上。可是，宋仁宗却丝毫没有生气，反而面带微笑地说道：“对对对，爱卿所言极是，是朕考虑不周。”
像宋仁宗这样一位好脾气的皇帝，能够让他皱眉的事情，自然不会简单。
平心而论，王安石的文章写得极为出色。但是，其中有一个词语的用法却让宋仁宗感到十分不悦，这个词语就是“孺子其朋”。
“孺子其朋”这个词语出自《尚书·洛诰》，原文为“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其讲述的是周武王去世之后，周成王刚刚继位时的一段历史。当时，周公旦以托孤大臣的身份辅佐周成王，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也是周成王的长辈。于是，周公旦便以长辈的口吻教导年幼的周成王：“你这个小孩子啊，一定要把大臣们当作朋友来对待，记住了吗？”
周公旦作为托孤大臣，同时又是周成王的长辈，他说出这样的话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王安石此时还并非朝廷臣子，仅仅只是一名参加科举考试的普通举子。他在这里使用“孺子其朋”这个词语，岂不是有以长辈的身份教训宋仁宗之嫌？
在宋朝时期，社会对于尊卑礼法极为重视。王安石的这一举动在宋仁宗看来，已经严重违背了传统的礼法规范，显得颇为离经叛道。
最终，宋仁宗将王安石的名次从原本的前三名中移除，将他与第四名的杨寘调换了位置。王安石因为这区区四个字的缘故，与状元之位擦肩而过，实在是令人感到惋惜。
不过，也幸亏他遇到的是宋仁宗，如果换成其他性格较为严苛的皇帝，可能结果就不仅仅是将名次改为第四名这么简单了，直接取消他的考试资格，禁止其参加科举考试也并非没有可能。
以退为进，王安石终入朝堂核心
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王安石深刻地意识到：宋仁宗是一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皇帝，想要依靠他来改变当时的社会现状，恐怕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因此，他果断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不再急于成为宰辅之臣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相反，他选择深入民间，尽可能多地去了解百姓所遭受的苦难，去探究朝廷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弊端。
王安石先是担任了淮南节度判官一职，随后又被提拔为鄞县知县。在此之后，他还先后担任过舒州通判、群牧判官、常州知州等职务。
在此期间，有不少人向朝廷举荐王安石入朝为官，然而都被他一一婉拒了。
对于王安石而言，与其在朝堂上担任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官，倒不如在地方上多进行一些历练和考察。他王安石要么不进入朝堂，一旦进入，就必须成为宰辅之臣，从而去实现自己心中宏伟的理想与抱负。
人的心理就是如此奇特，王安石越是推辞官职，不愿意接受入朝为官的邀请，他的名声反而变得越来越好，名气也越来越大。到了后来，满朝文武都纷纷呼吁要让王安石进入朝廷任职。仿佛整个宋朝就只有他王安石一人具备出众的才能一般。
十几年之后，王安石认为自己在地方上的历练和考察已经足够充分了。于是，他撰写了一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在这篇奏疏中，他详细列举了朝堂上存在的各种弊病，甚至还提出了要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的建议。然而，这份奏疏却如同石沉大海一般，没有得到宋仁宗的任何回应，宋仁宗对此根本不感兴趣。
实际上，这份奏疏只是王安石的一次试探性举动，他想要借此来判断推行变法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很显然，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时机尚未到来，他也只能继续耐心等待。
一心致力于变法图强，最终却落得个混乱不堪的结局。
在公元1067年，宋仁宗龙御归天，宋神宗登上了皇位。与行事遵循旧制、中规中矩的宋仁宗截然不同，宋神宗是一位满脑子有着独特想法的帝王。他内心怀揣着宏大的志向，渴望能够大展拳脚，开创出一番足以与宋太祖相媲美的丰功伟绩。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回过头去看，宋神宗算得上是一个志向远大却能力不足、目标过于高远而脱离实际的皇帝。但即便如此，又有何妨呢？起码这位皇帝有着想要变革的决心，并且这种欲望极为强烈。
就在这个时候，王安石带着他精心谋划的变法方案，找到了宋神宗。两人在一番交谈之后，彼此的想法不谋而合，仿佛是命中注定要携手开启一场改变国家命运的征程。
王安石心中的变革蓝图，主要聚焦于军事力量的提升、财政状况的改善以及百姓生活困境的缓解这三个关键方面，以此来改变大宋王朝当时积弱积贫的局面。而宋神宗一心想要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却正为朝廷在财政与军事力量上的薄弱而发愁。于是，二人各取所需，在合作的道路上自然进展得颇为顺利。
宋神宗果断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给予他主持变法的重任。由于王安石主导的这次变法起始于熙宁二年，所以后世将其称之为熙宁变法。
说实在的，在那个时期的大宋，无论是朝堂之上，还是民间社会，都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同堆积如山的难题，等待着有人去一一攻克。
然而，吃饭得一口一口地吃，事情也得一件一件地去做，任何事情都急不得，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节奏和规律。
可是，宋神宗却没有这般耐心。他恨不得在短短一两年内就能够完成变法大业，三五年间就让大宋变得国家富强、百姓富足。甚至还想着凭借这股力量，一举平定西夏和辽国，成功收复那至关重要的幽云十六州。但这怎么可能实现呢？简直就如同在白日做梦一般，不切实际。
面对这样的情况，王安石也深感无奈。因为如果他不能让宋神宗感到满意，那么他连实现自己心中理想抱负的机会都将失去。所以，他只能一口气提出了十几项“新法”，毅然决然地开启了一场大刀阔斧、规模宏大的变革。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令人大失所望，整个变法搞得混乱不堪，到处都是问题。
古人曾说过“欲速则不达”，王安石如此急切地推进变法，遭遇失败可以说是迟早的事情。
他所提出的十几项新法，广泛地涉及到了大宋王朝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个方面的变革，都会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这么多“新法”叠加在一起，王安石几乎将北宋朝堂上上下下各个阶层的人都给得罪了个遍。
从高高在上的朝廷重臣，到基层衙门的小官吏，甚至是那些平日里只会吟诗作对的普通读书人，对王安石也都充满了不满。这是因为王安石连科举考试的内容都进行了改革，使得那些原本靠着吟诗作对而期望获取功名的才子们，失去了发挥自己专长的机会。
一时间，王安石的处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开始众人寄予厚望、被视为众望所归的变法领军人物，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弹劾他的人多得数不胜数。
再加上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那些负责具体执行的地方官吏，想尽各种办法给王安石制造麻烦，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成为了其他人弹劾王安石最有力的把柄和依据。
宋神宗因为不了解其中的真实情况，最终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将王安石免去宰相之职。
不过，“新法”的推行并没有因为王安石的罢相而就此停止。宋神宗启用了王安石的心腹吕惠卿，让他继续推动“新法”的实施。
然而，到了这个时候，除了宋神宗依然对“新法”抱有期望之外，几乎已经没有人真正关心“新法”到底能不能成功了。此时的“新法”，已然沦为了“新旧党争”之中，双方互相弹劾、攻击对方的一个借口罢了。
而这所有的一切，都与王安石最初所怀揣的理想背道而驰，相差甚远。
有时候，这世间的是是非非、对对错错，又有谁能够真正说得清楚呢？
对于王安石这个人，人们的评价褒贬不一，存在着极大的分歧。有的人认为他是一位心怀天下、一心为公的好人，而有的人却将他视为心怀不轨的“奸妄”之徒。
人们往往就是这般奇怪，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总是想要分辨出一个是非对错。但这个世界难道仅仅是由简单的对错所构成的吗？人生并非如同学校里的考试，哪里有那么绝对的对错之分呢？所谓的是非对错，有时候不过只是人们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一个借口罢了。
就拿那些弹劾王安石的人来说，他们真的是为了分辨对错才这样做的吗？或许像司马光这样极少数的人，确实是出于对是非对错的执着判断。但在他们身后，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
实际上，在这一点上，王安石看得还是比较透彻的。他所启用的那些人，大多都是些“有才无德”之人。原因非常简单，这群人虽然在品德方面可能有所欠缺，但是他们具备较强的能力，而且不会被所谓的对错观念所束缚。他们渴望在仕途上获得高升，渴望拥有权力，那么就必须全力以赴地帮助王安石将“新法”推行成功。
即便后来王安石离开了朝堂，这些人依然坚定不移地支持着“新法”。这其中并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已经与“新法”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对于王安石而言，只要“新法”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及，他心中的理想能够得以实现，其他的一切其实都没有那么重要了。
只可惜，王安石最终还是失败了。在宋神宗去世之后，随着人事的变动，他所推行的“新法”也被全面废止。但即便如此，又能怎样呢？至少他曾经为了自己的理想努力争取过、拼搏过，他的内心没有任何愧疚。
毕竟，人生并非一场有着标准答案的考试。究竟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正确的人生道路，又有谁能够确切地说得清楚呢？能够活出真实的自己，做到问心无愧，这或许就是我们在人生旅途中唯一能够努力去做到的事情了。